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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聚焦】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确保无罪之人不

时间:2018-10-09来源:皇冠体育 作者:admin

  2017年2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案公开宣判,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王力军无罪。王力军和辩护人表示不再上诉。宣判后,本案审判长辛永清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答:巴彦淖尔中院对王力军案再审,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令本院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我院在再审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宣告王力军无罪,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履行职责,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问:再审判决认定王力军购销玉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那么这一行为到底算不算非法经营?

  答: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粮食流通秩序,促进粮食生产,2004年由国务院制订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从事粮食收购、销售等经营活动,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并向工商部门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本案中,王力军没有按照该《条例》的规定办理前述“两证”,从事粮食收购销售活动,违反了当时的行政法规。

  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2016年9月,国家粮食局对《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按照修订后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至此,农民从事粮食收购无需再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

  答:“罪责刑相适应(统一)”原则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力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故本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对构成犯罪的被告人适用刑罚时,应当坚持的原则,本案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不存在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问:再审改判王力军无罪,是否意味着原审法院判决是一起错案?如果是错案,如何追究责任?

  答:原审法院判决王力军犯非法经营罪,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宣告原审被告人王力军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这也是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法官、检察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

  答:中院再审判决生效后,王力军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院在宣判时已告知王力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王力军应该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依法应该承担赔偿义务的司法机关申请具体的赔偿项目、内容,能获得多少赔偿,也应当以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为准。

  一个没有办证就去收购玉米的农民王力军,一审被判非法经营罪,今天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判决认定,王力军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楚,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简言之,王力军的行为违法但不构成犯罪。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其实不简单,因为它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之后才得出的,而由最高法院直接指令再审的案件少之又少,是例外中的例外。

  依据法律规定,只有针对已经生效的错误判决才可以提起再审。那么一审判决的错在哪里呢?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王力军当时收购玉米确实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其违法经营的数额也已达到了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形式上看,一审判其有罪似无不当。但实质而论,具有违法性(分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不一定都构成犯罪,还应该看其是否对社会有害,以及是否达到了需要科处刑罚的必要。一审判决的错误在于,在认定犯罪时,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等同于刑事犯罪,过分强调了非法经营行为对于“国家规定”的违反,而相对忽视了对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判;更为关键的是,一审判决没有充分注意到,无证收购粮食的行为不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列举的前三项行为之列,属于第四项中的兜底情形,而对于类似兜底情形的定罪处罚必须有一个与前述行为社会危害“相当性”的评价,即只有经营行为违法,且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方具备这种“相当性”和刑罚必要性,才能定罪处罚。

  二审期间,控辩双方对王力军无罪形成共识,但就其经营行为是否违法存在争议。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王力军行为当时,国务院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依然有效,个人如果无粮食收购资格而从事粮食经营行为当然违法。而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开始施行,特别是2016年9月14日国家粮食局发布了经过修订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农民、粮食经纪人、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这就等于将实行了十多年的针对个人的粮食收购许可制度废止了。其理据显然是为了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依据“新法”,王力军的行为自然不违法。问题是,在上述行政法规和规章修改之前,王力军已然被定罪处刑,判决已经生效了。因此,根据行为时的法律,应该判定王力军行为违法。当然,判定其违法并不等于判定其构成犯罪,定罪量刑仍然需要全面分析评判犯罪的诸特征和构成要件。这是就本案的法理而论。

  更深层地看,本案的改判实际上得益于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推行。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弃了投机倒把罪这一计划经济的产物,代之以非法经营罪,而该罪又因为其“违反国家规定”的模糊性和第四项的兜底条款而备受诟病,甚至被称为“新口袋罪”,实践中也常常有扩张适用的范例。王力军一审被判刑即是一例。若要杜绝此类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违背改革要求的错误判决,简政放权,大力限缩类似粮食收购资格的行政审批和许可范围,尽可能革除不合时宜的国家规定,才是治本之策。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全面转型、改革日益深化、法治不断完善的新时期,努力践行良法善治,实现三个符合(即”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和两个统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从而有效地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是司法机关的根本使命。